像我们一样疯狂（9）

/4日本——抑郁症的大市场行销。大卫.西里：“这些事让人胆寒的地方之一就在于，无论是谜团还是另有丑闻，整个事件的走向和一代人的思维意识就任由关键位置上的那少数几个人决定了。”P.189

日本的精神科跟西方的不一样，很少关注普通的抑郁人群，而是几乎只针对重性心理疾病的治疗。相应的，谈话治疗（心理咨询）在日本几乎不存在。对于那一小部分被诊断出严重的心理疾病的人，长期住院是常见的做法。平均来说在日本的精神科医院都会住上一年时间，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10天。P.195

美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邀请世界精神科精英在日本京都开会，日本教授十分看好由精神医学的全球标准化所预示的即将到来的改变（当时的日本，忧病被认为是一种很罕见的疾病）。P.196

类似抑郁的状态，不同文化常常在他称为“解释模型”方面有所不同。这些文化信念和故事有一种引导个人把注意力带入特定的情绪和症状，并脱离他人的效果。在一个文化里，当一个人开始感觉到一些模糊的内心不适时或许会去寻找自己肚子疼或肌肉痛的印证；而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另一种类型的症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文化的期待与个体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接下来导致的就是症状在循环中放大。简而言之，这些信念，无论是关于一种疾病（如抑郁）的原因还是症状或疾病的过程，一般都是能自我应验的。正是这些解释模型在患者头脑中制造出带有文化期待的疾病体验。P.197

一刀切的看待世界上各种抑郁的感觉，就可能会掩盖这些体验所暗示的社会意义和回应。美国人在抑郁上有两点非常独特：他们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觉，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由于其他文化的人们通常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如此的内心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通常只会是家庭成员或族群里面的长者或精神领袖。P.198

关于抑郁和自我的文化信念是可塑的，对从一个文化出口到另一个文化的信息是会有所回应的，一个文化可以塑造另一个文化的人民如何归类一系列症状，替换掉自己原有的解释模型，并重新划分哪些是正常的行为和内心状态，而哪些又是病理的。京都会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文件为葛兰素史克公司既提供了行动计划，又做出了市场战略：抑郁在日本普遍没有被足够重视，但西方科技即将伸出援手。P.200

追溯西方对日本心理健康趋势的影响，是19世纪中叶——幕府将军的统治即将结束。此时，文化最容易在社会变革和动荡的时候接受外来的人性观。P.202

1859年开始的疟疾爆发的处置，使日本人被证明西方和欧洲在健康和疾病知识方面的确十分先进，日本政府的卫生官员特别被德国的模式所吸引。德国模型认为，最好把每个个体和社会都看作一个个独立的器官，但彼此都仰赖依靠对方的健康来维系自身。P.203

神经衰弱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疾病——这个信念无疑帮助了这个疾病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接受。然而，到了20世纪初，声称患有这种现代病的人则已经不限于文化变迁前沿的社会精英们了。P.207

整个20世纪的早期，抑郁症的概念仍然是和德国神经精神学家所推销的严重心理疾病的诊断联系在一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抑郁症才慢慢在疾病分类中自成一家。P.209

美国人对自我的体验是孤立在个体的头脑里面的，而日本人意识到的自我，则少一点独立的个体感，而更多与社会或自然背景交织、联系。P.212

日本是一个常常以感伤忧郁的状态为理想、可羡的文化。深深的悲伤感觉常常在电视剧、电影和流行歌曲当中被敬仰尊崇。那些被美国人病理化的感受，在日本常常被认为是道德意义的来源或者是自我认知的感受。P.213

“一个文化里背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迈克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人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P.214

【读者感言】这个故事是本书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故事，为美国学者（如本书作者）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表达敬意：用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评判事物，不趋炎附势也不唯利是图，如作者讲述美国精神科医生（是大学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待遇丰沃且有自己的私人诊所，本是很富足的人），去日本开一个美国制药公司资助和主持的会议，从自身享受到的那种奢华立刻感受到自己的“贫穷”。这种真实的感受，唯有具有独立人格的才有勇气记述它。我一直认定，能描述现实不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勇气；这一点在任何行业都如此吧，比如教育，描述教育现实不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勇气（对此，我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