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老人碰瓷”这个社会现象（或称之为社会问题）已渐行渐远，但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比如养老院里老人养老问题（跟学校里未成年人欺凌事件一样，有人本性的问题也有社会问题）等。以逐渐清晰、渐有定论的“老人碰瓷”这个社会问题，来为新的社会问题提供视角和解决途径，是有意义的。

“老人变坏”是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的，从老人自出生、成长以致到成人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环境看，老人那样做（譬如碰瓷）大概是合情合理的。这就犹如美国小说家写的那个短篇，从物质极度疲乏、人极度饥饿的环境下走过来的人，到了物质不匮乏的环境里依旧保持着对食物的贪婪需求，比如将食物藏在自己的被褥底下等等；这在后来的人看来是他太“贪婪”，但在物质极度匮乏时期则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

“坏人变老”则是用历史的视角来看的，物质极度匮乏时期、有人偷盗、粘毛赖四两的“碰瓷”，或者将难得的食物藏在被褥底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些在当时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将他定为“坏人”，那么，确实是坏人变老了。

现在我们国家正从全面小康走向现代化强国，人们的基本所需都能得到满足。因此，从发展的道德观来看，现在到了重塑新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了。虽然偷盗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被定为犯罪，但发育良好的社会，是可以化解小偷小摸之类的社会问题的。

据称，日本有“社会制裁”这个概念，像小偷小摸、碰瓷之类的轻微犯罪或称之为“社会道德问题”，无须动用国家机器譬如警察、法院等司法力量介入，社会自身就将其消化、消解了。这个社会稳定器的运作机制是：譬如碰瓷之类的社会现象，当事人所在的小区就首先介入了——劝其搬家；当事人的家人比如还在上学的孩子，学校会劝其退学。显然，小区里有碰瓷的人，不仅是丢人的事而且丢了小区的人，其上学的孩子所在学校会认为有此类家长的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下成为学校不安全的因素，是学校的耻辱；银行会停止他的分期付款和按揭；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或其家人所在的单位，会辞退他。

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连坐”制度，但在现代文明社会，也应该有对不文明的人、不道德事件的制约。这样也能节约社会资源和力量，将精力集中在重大事件上。

在德国，对此类事件还要追溯到当事人所在的学校，看看是什么样的老师培养出了这样的学生，警察要对此事进行调查，学校也要去公安局去报备——学校培养出这样的学生确实个耻辱；而且，警察的调查不限于此，还要调查这个老师培养出了几个类似的学生。可见，此类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事，在当事人所在的社会环境里看得很重大；这正是发育良好的社会该有的品质。

当社会把它看作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在基层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消解了。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值得我们借鉴。